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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劉思達：法院何以給律師立法

近日在業(yè)界流傳的最高法院《關于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解釋稿》），其第249－251條關于法庭紀律的規(guī)定引起了律師業(yè)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該《解釋稿》規(guī)定，在庭審過程中，訴訟參與人及旁聽人員不得將錄音、錄像、攝影器材、手機等電子設備帶入法庭；不得未經許可以包括郵件、微博在內的各種方式報道庭審活動；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如果嚴重違反法庭秩序，法院可以禁止其在六個月以上一年以內以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身份出庭參加訴訟。 法院通過司法解釋來規(guī)范法庭秩序，“我的地盤我做主”，看似無可厚非，但問題顯而易見。這三個條款的規(guī)范對象明顯指向從事刑事辯護工作的律師，一方面堵死了辯護律師在庭審期間進行音像記錄和與外界聯系的各種渠道，讓方興未艾的微博直播庭審不再可能；另一方面賦予了法院直接處罰“違紀”律師的權力——禁止以辯護人、訴訟代理人身份出庭參加訴訟，無疑是砸了以訴訟為業(yè)的律師的飯碗。 而最大的問題在于，管理、規(guī)范律師業(yè)的機構應該是司法部和律師協會，《律師法》第49條對于律師擾亂法庭秩序、干擾訴訟活動正常進行的行為早有處罰規(guī)定，而最高法院的《解釋稿》一旦

【南風窗】鄭戈：法頭著糞

“法律面前人人自危” 有法律而缺法治是中國目前面臨的嚴峻問題。自從高層宣布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基本形成之后，法網密布與法治昌明之間的距離便日益清楚了。在政府權力得不到有效監(jiān)督、法院依附于權力、權力的分立與制衡被嚴格禁止的大環(huán)境中，法律越多，當權者用來牟利和“整人”的工具就越多。在體制內部，查與不查，辦與不辦，基本成了權力角逐和利益談判的砝碼。在“一查一個準”的情況下，查誰不查誰成了某些領導的不受法律約束的專斷權力。 在體制之外，一般公民也面臨著選擇性執(zhí)法的威脅。一旦你冒犯了某位實權官員，他總能找到一個法律條文來收拾你。本應稱為社會穩(wěn)定、人心安寧、人身安全之保障的法律，卻成了威脅公民自由與安全的利器，乃至“法律面前人人自危”，這不能不說是對寫入《憲法》的“法治”一詞的極大諷刺。 如何限制權力的專斷行使？這才是法治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用權利來抵制權力、用程序來馴化權力、用論辯來說服權力以及用制衡來監(jiān)督權力，這些都是法治國家在其長期的依法治國經驗中總結提煉出的制度設計原則。法治絕不意味著凡事都有法條來套，它意味著規(guī)則約束下公正、合理而又公開透明的決策過程。當權者都有

【中國法學創(chuàng)新論壇】季衛(wèi)東：實踐理性與法律正當化機制

我這次擔任點評人是受命于危急之中，是來救場的，因為徐顯明校長有緊急公務不能出席。中國法學會是中國法學研究者之家，清華大學法學院是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的嫡親兄弟，無論如何我肯定是要來救場的。 鄭永流教授講演的切入點很好。從實踐哲學切入，可以扣緊中國傳統(tǒng)思維與現代性的關系。一方面，確實抓住了當代法學非常前沿的問題，就是如何正確把握規(guī)范與事實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在全國人大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立起來之后，下一個問題是這個法律如何實施，永流談實踐法律觀，恰好抓住體系與實踐這兩個關鍵點，這正是目前中國法學理論界必須面對的非常重要的問題?？偠灾矣X得這個切入點抓得非常好。下面我以永流的切入點為線索，從以下幾個方面談談自己的一些感想。 一、梳理研究法律秩序的問題狀況，分析實踐法律觀的理論背景。在我們對現代法律規(guī)范進行考察和評價時，尤其是討論法律秩序的正當性問題時，一般要注意兩個基本方面：一是體系理性，二是實踐理性。 首先要看到，法律是一套規(guī)則體系。所以在我們考慮法律的正當性時，往往會從體系理性的角度來看問題。比如凱爾森（Hans Kelsen）的純粹法學，是從“根本規(guī)范”概念中尋找法律的正當性，具體的規(guī)則是從根本規(guī)

【新世紀】鄭戈：尊重生命

很多事情人人都知道是錯的，卻往往因為無力改變而被迫“習慣”直至麻木。應以鎮(zhèn)坪事件的反思為契機，推動中國生育政策、立法和相關實踐的法治化、文明化、人性化 1953年，時任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的“控制人口與科學研究”一文引起毛澤東的重視。在人口控制的方法上，馬寅初堅決反對人工流產，主張獎勵和稅收雙管齊下。 但在“反右”和“大躍進”后，毛澤東的人口觀逐漸鮮明起來，有計劃地生產人口開始體現為鼓勵多生，馬寅初的觀點受到批判和否棄。后來由于人口壓力迅速凸顯，中國于1971年開始局部推行計劃生育，并于1973年在全國展開。但當時推行的主要是晚婚晚育、兩胎間隔四年以上、只生兩胎的“晚、稀、少”政策，而一胎化政策是遲至1980年之后才認真推行的。 計劃生育政策于1982年被寫進憲法第25條：“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社會和經濟發(fā)展計劃相適應。”這一條文有如下意涵：一是國家有計劃地控制人口，但不是非得實行一胎化；二是人口計劃要根據社會和經濟的發(fā)展情況而調整，并非一成不變；三是這一條文作為憲法的一部分，其解釋和適用不能與其他條文、尤其是公民權利條款相沖突。從上個世紀80年代至今，

2012年世界法與社會國際研討會信息匯總

在不同文明的交叉點展示中國法學新貌（10/06/2012） 2012年世界法與社會國際研討會研討會出席計劃（01/06/2012） 2012年世界法與社會國際研討會研討會議程委員會致辭（08/03/2012） 2012年世界法與社會國際研討會預備程序公告（29/02/2012） “2012年世界法與社會國際研討會”邀請函（07/10/2011） 2012年世界法與社會國際研討會通告（11/09/2011） 法社會學研究中心對本次會議的貢獻（09/06/2011） 上海交通大學法社會學研究中心

在不同文明的交叉點展示中國法學新貌

2012年6月5日至8日，法社會學國際研討會“跨越群島之海的法與社會的對話”在東方與西方的接合部夏威夷召開。來自世界各國的兩千七百多名學者出席本次世界大會，規(guī)?？芭c史無前例的2007年柏林大會媲美。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本次研討會有六十多名來自中國（包括港澳臺）的法社會學研究者“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從他們的報告內容中不難發(fā)現，中國的社會調查和實證分析技術水平都大幅度提高，給國際學界留下了驚艷之感。會上，來自中國國內各地的研究者以及訪美學人、留學生之間的親切交流和切磋也成為本次大會的一道風景線。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法社會學研究中心主任季衛(wèi)東教授作為本次世界大會企劃委員會和議程委員會委員以及國際合作群體IRC04“法與全球化：比較視野中的中國經驗”的共同組織者（另一位組織者是上海交通大學特別研究員劉思達助理教授）全程參加了各項議程，并分別擔任兩個分科會的主席和報告人。本次夏威夷大會的主題由參加人自由申報，可謂包羅萬象，但其中仍有兩條主線隱約可見：（1）歐美日等國對本國法社會學歷史的回顧及對研究范式的反思；（2）東方與西方之間的互相關注和深層次對話的開始，中國則成為本次討論的焦點。 季衛(wèi)東教授